杨龙，元喆悦，张雅敏．肝切除术后肝脏再生与肿瘤复发相关性的研究进展[J]．中华外科杂志，，57（7）：-．
肝切除术后肝脏再生与肿瘤复发相关性的研究进展杨龙 元喆悦 张雅敏
｛医院肝胆外科｝
据统计，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位居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6位，肿瘤死亡原因的第2位[1]。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治疗肝癌的靶向药物及免疫药物，但肝部分切除和肝移植术仍是治疗肝癌的首选方法。而术后肝脏再生不足引起的小肝综合征和肝功能不全仍困扰着外科医师，许多学者在探索能够有效促进术后肝脏再生的途径。
在术后肝脏再生研究突飞猛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据统计，即使接受根治性切除的肝癌患者术后5年肿瘤复发率仍高达65%，5年生存率仅为50%[2]。人们逐渐认识到术后肝脏再生过程中产生的许多细胞因子及表达的基因同样能够诱导肝癌的复发和转移。有研究者认为，肝部分切除术后产生的大量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可改变处于休眠状态的肝癌细胞的微环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活化、增殖与迁移[3]。另有报道称，肝部分切除术后肝脏再生产生的大量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growthfactor，HGF）促进了儿童肝母细胞瘤的复发[4]。Brandt等[5]的研究则证实，肝脏再生过程产生的相关因子也会促进术后肝脏转移瘤（结肠癌肝转移）的复发。大量研究结果证明，肝脏再生过程中的病理生理学变化为不同病理学类型的肝脏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微环境。我们就目前在肝脏再生与肿瘤复发相关性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一、肝脏再生启动阶段多数学者认为肝部分切除术后肝脏再生的始动因素是门静脉压力的改变，由于肝部分切除后剩余肝组织接受来自门静脉的血流增多，导致管壁压力增大，在剪应力的作用下通过细胞外基质-整合素-细胞骨架途径将信号转导至门静脉周围的各种肝细胞内，从而刺激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的分泌，TNF-α作用于其受体后引起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的分泌增加，二者共同启动了信号转导与转录活化因子3（signaltransducerandactivatoroftranscription3，STAT3）和核因子（nuclearfactorkappaB，NF-κB）信号转导途径，使处于G0期的肝细胞进入G1期[6]。
首先，有学者认为肝脏再生过程中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与重塑过程可导致肿瘤细胞的黏附与转移[7]。大量研究结果证实，TNF-α和IL-6均在肿瘤组织中高表达。TNF-α通过调节NF-κB可促使肿瘤向恶性分化[8]，而IL-6则通过调控STAT3在肝癌进程中发挥复杂且重要的作用[9]。近年来被广泛